Archive for ◊ October, 2005 ◊

Author:
• Wednesday, October 19th, 2005
簡單砌成的四方樓,這是孩子們的課室。

簡單砌成的四方樓,這是孩子們的課室。

張寨小學創辦於1948年。1982年,國家撥了4畝地,遷校至現址。它一年級至5年級共有9個班,350名學生,15位老師。

雙澗鎮傳部部長郭飆告訴我:“像這樣歷史悠久,規模比較大的學校不算多。張寨小學的教師質量都很好。學習成績在全鎮列第二名,在全縣也算是好的。”

可是,榮譽並沒有為學校帶來硬體設備的改善。教室是土房子,破舊不堪,下雨天漏水。的校長吳學華指著教師室牆壁上又長又深的裂縫對我說:“二十多年前建的房子,由於當時的建築水平、建築材料都不好,隨時會倒塌,老師們天天都有危機感。 更多…

Author:
• Wednesday, October 19th, 2005
太殘舊而被逼拆毀的校務室,校方改搭一個塑膠紙圍成的空間,讓老師在裡面辦公。

太殘舊而被逼拆毀的校務室,校方改搭一個塑膠紙圍成的空間,讓老師在裡面辦公。

它原來有350名學生,2003年發生舊教室倒塌的事件之後,剩下的一排9間教室只能容納一半的學生。其中一部份學生被轉到附近的學校,一部份學生派到鎮上的小學。此外,學校還租了附近的一間民房充作一年級的教室。

11位老師被迫擠在用塑料布蓋的臨時小棚子裡辦公。說是臨時,也用了兩年了。布棚裡非常悶熱,我問坐在棚裡改學生作業的兩位女老師:“條件這麼艱苦,你們很辛苦吧?”

穿著樸素的女老師臉上露出靦腆的微笑。“不會。習慣了!”

這裡的學生都是農家的孩子,他們的衣服上多少都沾上泥跡,腳上的拖鞋更是沾滿泥漿。孩子們沒有多少件衣服換洗。三年級的孫毛晴告訴我,除了身上穿的那間棉布衣和長褲,他只有兩件衣服、兩雙布鞋,沒有皮鞋。
更多…

Author:
• Wednesday, October 19th, 2005
中國人一直深信,發展農村教育,辦好農村學校,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關鍵所在。

正是因為深刻認識到發展農村教育對全國發展的重大意義,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在多渠道、多方面確保貧困學生入學。但陽光並不能普照每個陰暗的角落。在偏遠的農村裡,多少貧困孩子無法上學。

很多農民都懂得,通過送孩子上學、掌握知識,能改變身份和命運,但沉重如山的教育負擔,令農民們無法培育孩子到大學畢業,甚至有孩子初中未畢業,就被迫離開學校,出外打工。

一位農民的話很貼切地反映了眾多的心聲。“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農民過日子,過得好也能過,過得壞也能湊合,但就怕家裡有孩子唸書。不念吧,兒子會像父親一樣,種一輩子地,受一輩子窮,沒出息。念吧,費用高得難於承受。為了供養孩子上大學,許多農民扞著巨債,一輩子也還不完。

(星洲日報‧焦點 文:蕭依釗)

Author:
• Wednesday, October 19th, 2005
中國實施9年制義務教育,即國家提供9年強迫性、免費的教育。而現實情況是,課本費、雜費的數額遠遠高於學費。

目前,中國在貧困地區實行義務教育階段收費“一費制”。對馬來西亞人而言,農村小學每學年的收費並不算高;但對于這些貧困家庭來說,卻已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農村教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政府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也有了明顯增加,2002年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達到990億元人民幣,比五年前增加了1.3倍。但是,農村教育狀況並沒有實現質的飛躍,不僅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而且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在新的形勢下不斷產生。

教師流失、學生輟學、城鄉教育水平拉大、教育結構單一、“普九”衝刺的後遺癥,等等,種種表現形式歸根結底一個字,難就難在“錢”字上。 更多…

Author:
• Tuesday, October 18th, 2005

也許遠在荒村的學校久未逢客,小孩子們都跑出來張望。

也許遠在荒村的學校久未逢客,小孩子們都跑出來張望。

2005年6月,我在安徽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則報導:一位單身的農村老人十多年前收養了一個棄嬰。女孩今年上小學5年級,聰明懂事,被調到優秀班。最近女孩悶悶不樂,養父追問之下,方知優秀班課業難度較高,老師要學生買詞典和參考書,但她知道父親沒有錢,不敢求父親買。
 

 

 

過了幾天,不忍心見養女憂心的老人從農村悄悄地進省城合肥,為了省幾塊錢巴士費,他天濛濛亮就走在進城的路上,準備走幾小時路。老人心裡盤算,省城人有錢,他挨家挨戶去求,肯定會有人把用過的詞典和書施捨給他。

豈知半路上被車撞倒了,老人躺在血泊中,仍掙扎著要起來。“我一定要站起來。我可憐的女兒還在等我拿書回去!”

當地記者採訪這起意外事件時,才揭露了老人和女兒的故事。任誰看了這則報導都會被感動。 更多…

Author:
• Tuesday, October 18th, 2005
老人家:“全家就靠我一人作活,不能停下來啊。”

老人家:“全家就靠我一人作活,不能停下來啊。”

7歲的一年級學生張得蒙引領我們去探訪他的家。他的家在張灣莊,張灣莊和其他幾個小莊組成自然村張灣村。張灣莊住戶頗多,人口逾千,都是貧窮的農民。
張得蒙的父親,63歲的張道遠向我們講述自己的辛酸,眼睛發紅,淚珠在眼眶裡滾動。他的雙親早已逝世,沒有兄弟,家裡只有兩間破土房,4畝地。像他這樣的家世,根本是娶不到妻子的。經別人介紹,他千里迢迢到甘肅去領了一個又智障又聾啞的女子回來。這妻子每天只呆呆地坐著,不會幹活。

張得蒙的學生檔案表的母親欄裡,填著“無名氏”,因為母親是啞巴,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或許她從來就不曾有過名字。 更多…

Author:
• Tuesday, October 18th, 2005

閘口村東孫莊的孫秀川一家,也是在貧窮線下掙扎。他們家的破舊土房子東歪西倒,就像主人那樣在淒風苦雨中飄搖。

50歲的孫秀川是殘疾人士。他出生時左手就沒有手指。

別說殘疾人,就是健全的農村男子,都很難找到結婚對象。由於農民重男輕女,加上農務需要男性勞動力,農村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而且,中國改革開放後,農村少女都不願待在鄉下,紛紛出外打工或嫁到外地。農村少女都不願嫁給同村的男子,如果留在村子裡,山還是那山,水還是那水,苦澀的命運永遠不能改變 。

蕭依釗與受訪者婆孫合照。
蕭依釗與受訪者婆孫合照。

孫秀川跟張道遠一樣,跑到僻遠的山區去娶了一個聾啞的女子回來。生下3個孩子,這位啞妻就病死了。

假如單靠殘缺的孫秀川幹活,是養不起這頭家的。80歲的老奶奶還須拖著衰老枯竭的身子每天下地幹粗活。

老奶奶額上的折縐像時光一樣漫長,眼角的紋路也像日子一樣稠密。她一邊抹眼淚一邊喃喃地說:“如果我走了,他們怎麼辦?” 更多…

Author:
• Tuesday, October 18th, 2005
禁止歧視虐待遺棄女嬰”,一行醒目的紅漆字,道出農村社會長久以來重男輕女的觀念。

禁止歧視虐待遺棄女嬰”,一行醒目的紅漆字,道出農村社會長久以來重男輕女的觀念。

在“一胎化”政策下,當局只允許獨生子女因殘疾不能成為正常勞動力者,或夫妻均為獨生子女者,方才夠生育第二名子女。除此之外,若違反一胎化政策,不僅將被處以高額罰款,第二胎子女也將無法獲得任何社會福利保障,小孩未來在就學與就業時,也都將面臨各種問題。

“一胎化”政策只有在城市地區被嚴格的執行,在許多農村地區,擁有兩個甚至更多小孩的家庭比比皆是。

由於重男輕女觀念,使得一胎化政策實施二十多年以來,已有數以百萬計的女嬰慘遭墮胎、殺害或遺棄。

(星洲日報‧焦點 文:蕭依釗)

Author:
• Tuesday, October 18th, 2005

“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里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產上不到9百斤,這一年就等於白幹。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產9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到8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一般也只有6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的白際鄉。在那里,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里的農業生產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7百元,月收入僅攤到58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620戶人家,貧困戶竟佔到514戶,達到82.9%;全鄉2千180人,貧因人口也佔到1千770人,達到81%。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干部們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沉重。……”

(星洲日報‧焦點 文:蕭依釗)
handy spy software

Author:
• Monday, October 17th, 2005
“安徽的農民很苦!”聽說我要去安徽的農村考察,上海的一位司機吳師傅拋下了這一句話。吳師傅原是安徽人,逃荒到上海。問他有沒有回去看過。“不想回去。父母都不在了!我不想觸景傷情,再去回憶那種痛苦的日子。” 

農民把剛收割的黃豆鋪在路上,給經過的車子輾碎,省下剝殼取豆的功夫。

中國有9億農民,佔總人口的80%。大部份的農民生活在貧窮線下。

而中國農民的窮困,是在一位鄉鎮幹部李昌平上書給當時的總理朱鎔基之後,才引起中國領導層及海內外人士的關注。

2OOO年,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朱總理的一封信中說了這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他的上書,觸動了朱總理的心,他動情地批復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李昌平後來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總理說實話》;3年後,他又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百姓說實話》。這樣他就變成了一個“說實話的書記”。 更多…